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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佩的“衔瑞”文化

  纵观宋辽金时代的“飞鸟衔花”纹饰玉佩的出土品与传世品,纹饰上的飞鸟不论是凤凰、孔雀、仙鹤、练鹊、天鹅还是大雁,都有一个共同的图纹结构特征:飞鸟皆以长喙衔物。所衔之物有明珠、莲花、寿桃、方胜、绣球、绶带、蜻蜓等,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物。
  
  古代一直流传“黄雀衔环、“精卫衔石”“衔佩弘惠”“白鹤衔珠”“大雁衔芦”等衔德报恩的典故。“衔瑞”的传说中,当数“结草衔环”神话报恩故事最广为熟知。“结草”典故见于《左传;宣公十五年》,“衔环”典故见于《后汉书;杨震传》。魏晋南北朝,世人将“结草”“衔环”两个典故合二为一,流传至今,寓意衔德报恩至死不忘的精神。“衔瑞”文化在宋辽金时期极为盛行,在这些时期的玉佩纹饰上可窥见一斑。了解当时社会宗教环境对“衔瑞”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其玉雕的母题文化,对此类纹饰的玉佩进行断代有所帮助。
  
  汉代推崇“皇权神授”思想,皇权统治教育影响极为深刻,体现在玉器上的王权礼制意识十分明显。魏晋南北朝战事不断,各朝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的麻痹作用,使人民安于现状,忍耐顺从。此后,因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,对封建统治构成威胁,唐朝时以道教压制佛教,佛教难以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。社会变革的影响体现在玉器上,表现为玉器的构图开始吸收外来因素的优点,向写实化和装饰化发展,彻底摆脱了传统玉器那种古拙遗风的程式化和图案化。
  
  五代时,“皇权神授”观念被彻底动摇,北宋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为维护统治,宋代汇合儒、道、佛三家学说,将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,概括为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核心,将佛教的孝与报恩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孝是目的,报恩为途径,行孝必知报恩。举“天道性命相贯通”之大义,推行道德教化的理学思想,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。理学思想中的佛教成分,视动物与人类同列,常以历史神话传说中动物报恩为母题,作为社会教化内容。一般以动物陷入困境后,人施恩,动物报恩为主要内容,形成“知恩、感恩、报恩”的环链自觉意识。宋代社会各界大兴报恩寺、报恩塔等寺院建筑,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。出现在玉器上的飞禽报恩题材,也正是这一历史社会道德教化的体现。承接唐代时期花鸟题材的风格,宋代在玉器制作上,出现了专雕琢花鸟题材的玉器作坊。其制作工艺高超,琢磨精细,阴刻镂空手法并用,刚柔相济。
  
  在战国、汉代时期玉雕纹样中,较少有此类吐珠衔环的题材。元明清以后,这种“衔瑞”文化由单一的飞禽“衔瑞”向灵兽类动物进一步扩大。如鹿衔灵芝、羊衔灵芝、螭龙衔瑞等。从发展脉络观察,宋辽金的社会人文教化环境,是产生此类纹样的文化基础。此类“衔瑞”文化的宋辽金玉佩,集中出土于河北地带,以及辽金政治势力控制的北方地区。南宋的出土墓葬中,也以浙江地区多现。这说明,此类纹饰的玉佩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地带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。
  
  20世纪50年代,杭州文三街南宋墓出土的白玉练鹊衔蜻蜓佩,与哈尔滨香坊金墓出土的白玉练鹊衔花佩,造型技法上基本一致,只不过所衔物有所不同,荷花花蕾与蜻蜓在当时的人文教化内容中,都属“衔瑞”文化范畴。从大量出土传世品看,练鹊衔瑞纹样在南宋、金代都大为流行,区别在于金代更流行镂雕工艺。金代玉雕阴线表现细部的层次较多,整体结构和谐均衡。黑龙江阿城县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男服皂罗垂脚朴头玉饰,也应属此类雕琢风格。
  
  浙江省临安市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的凤凰瑞草纹玉饰,白玉,扁平体,透雕,周边镂刻缠枝瑞草,一只凤凰引颈回首,顶冠,嘴衔瑞草。宋代以孔雀凤凰为题材的玉佩也较多,如北京市房山长沟峪石椁墓出土的宋代青白玉孔雀钗、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雌雄水晶孔雀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青玉镂空孔雀佩等。其孔雀头顶,都具有五代所刻凤凰高冠、曲颈回首的特征。只是将凤眼雕刻成了宋代特有的小圆坑眼。可见其形制上下传承的演绎关系。所衔花叶边,必施锯齿状工艺。双翼张开处,翅上雕琢密集细长阴线,翅边也呈齿状锯线痕,这都是宋辽金时期的琢玉特征。
  
  唐代玉器流行动物相对组成的图案特征。四川广汉和兴乡窖藏南宋玉器中也有一件鸳鸯玉坠。胸部相触,双嘴相对,共衔一枝荷花。辽宁省朝阳市北塔辽代天宫出土的玉双雁,作展翅飞翔状,口衔卷草首尾相接,两侧雁腹联成卷草形环。河北省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玉盒,上也有双鸟衔绶带锦球的吉祥图案,线条古朴有力。可见“衔瑞”文化自唐代已有萌动,宋辽金时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。各个统治时期的工艺及所偏好的飞禽题材,有所偏重不同而已。
  
  黑龙江省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西端金代齐国王墓,出土了一顶王后用花珠冠,冠帽后钉缀有“白玉双鸟衔枝花蕾佩”,白玉,莹润洁净,扁平体,透雕。正面二鸟对称相向,眼微凸,长喙相对衔荷花蓓蕾,枝叶缠绕于二鸟头颈间。鸟展翅,翅膀分三区,上区极窄。羽毛、花叶、花瓣均以阴线刻画。细尾分两叉回卷相连,长似绶带。背面光素无纹。专家据《金史;舆服志》中记载,皇后花珠冠“后有纳言”句,给此玉佩正名为“纳言”,并根据纹样命名此玉佩为“白玉练鹊纳言佩”。
  
  “纳言”一词早于《金史舆服志》出现在《后汉书;舆服志下》:“尚书帻收,方三寸,名曰纳言,示以忠正,显近职也。”帻,是指古代包扎发髻的巾。收,代称冠。《礼记;王制》:“夏后氏收而祭,燕衣而养老。”郑玄注:“收,言所以收敛发也。”这里的“帻收”指的是尚书等近臣所用的帻巾。从历史文献看,“纳言”一词,除了具有下达王命的喉舌官名意思外,就是指帻巾。
  
  《金史舆服志》有关“纳言”的记载为:“金皇后花珠冠,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,衬金红罗托里。用九龙四凤,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。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,及、孔雀、云鹤、王母队仙人浮动插瓣等。后有纳言,上有金蝉襻金。……”此段文字是对花珠冠的材质、结构、缀物,进行了详细的描绘。“纳言”应该不是指玉佩,该玉佩是仿西王母队列中的鸟神,钉缀于齐国王宠姬花珠冠后面的帻巾上,表示一种对皇帝的忠贞之意。如果纳言指的就是玉佩,其上面是无法再让金蝉襻金所插附的。《金史;舆服志》里的“纳言”,明显是沿用《后汉书;舆服志下》的“帻巾”之意。即用“纳言”收敛头发,用花珠冠装饰,再用幔带束紧。
  
  《宋史舆服志》中有段关于做冠、做“纳言”的方法和剪裁所用材料的述说,“造纳言元用三制,今用青罗采画出龙鳞锦金棱,上棱道依旧用金即减轻制。……进贤冠以漆布为之上,缕纸为额,花金涂银铜饰,后有纳言以梁数为差,凡七等以罗为缨结之,第一等七梁,加貂蝉笼巾貂尾立笔,第二等无貂蝉笼巾,第三等六梁,第四等五梁,第五等四梁,第六等三梁,第七等二梁。”这里的梁,是指冠上的横脊。由上所知,“纳言”是用青罗彩画出龙鳞。“纳言”连接着横梁,作为封建时代区分官阶的冠饰标志。因此,金代齐国王墓出的“白玉双鸟衔枝花蕾佩”被命名为“白玉练鹊纳言佩”是值得商榷的。一些图书的文章以讹传讹将“飞鸟衔花玉佩”称为“纳言”佩的做法,也是不可取的。
  
  目前,收藏界对宋辽金时期此类纹样的断代存在较大分歧。有人认为是宋代所创,也有人认为是辽金本民族的东西。一些出土的金代玉鸟衔花佩,在细微特征上琢工格外灵巧精致,导致有人认为是战乱被虏汉人玉匠,专为金人所制。笔者通过对纹样和琢工的辨识,比如宋人对眼的处理喜好小圆坑眼,金人对眼处理有微凸写实的特征,再结合形制的传承关系,认为应该是宋人接唐人衣钵首开飞鸟衔花之先河,辽金结合本地飞禽栖息特性,发展形成“衔瑞”纹饰玉佩这种的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的工艺典范。 返回上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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